有“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之称的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0日在京揭晓，其评选标准是入围项目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以及在推进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是否提供了新的信息和新的研究成果。

入选的十大项目分别为：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这些考古新发现，从侧面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发展。”终评评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

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介绍，本次入围终评的考古项目地域分布广泛，西北至新疆，东北到黑龙江；年代分布很广，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明代晚期；形式多样，涵盖了洞穴遗址、墓葬遗址、祭祀遗址等，这在近年来不多见。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入选项目中基本建设考古和抢救性发掘项目变少了。“这反映了我国整体考古工作方向的转变，课题意识主导、多单位合作、长期持续的调查和发掘工作成为国内重要遗址考古工作的特点。跟着推土机走的现象得到改变。”王巍说。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表示，在此次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中，考古发现与社会的共享、公众的关注和参与也是重要标准之一。他举例说，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就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从600名报名者中选出了8名，参与发掘全过程，这在全国尚属首次。据该遗址项目负责人介绍，沉银遗址博物馆已启动建设，以向公众展示考古成果。

各项目（按年代早晚排序）具体情况如下：

1、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北的一处花岗岩洞穴中。作为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它完整保存着从旧石器时代到3500年前古人类生活、居住的遗存。4.5万年以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是智人逐步扩张的阶段。

该遗址对于研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欧亚大陆西部远古文化的相关性等，以及探讨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群的迁徙扩散，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2、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济南章丘区焦家遗址位于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主要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2016-2017年山东大学两次发掘该遗址，发现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有夯土墙、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等。

空间上排列有序的房址材料，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墓葬材料极为丰富，大型墓葬棺椁俱全，随葬品常见玉钺、玉镯、陶高柄杯、白陶器和彩陶等。在大墓附近还发现近20多座陶器或动物祭祀坑。中型墓葬多为一棺，随葬陶鼎、陶罐、陶杯、小件的玉石类装饰品。小型墓葬规模较小，多无葬具和随葬品。另外高达62.8%的葬具使用率在同时期其它墓地中极为少见。48.4%的墓葬随葬有玉器，玉器多见玉钺、玉镯、指环等，应是黄河流域一处重要的用玉中心。

发现夯土城墙和壕沟，壕沟总面积约12.25万平方米，年代不会晚于大汶口晚期，是目前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

夯土城墙、壕沟、一大批高等级墓葬、大量玉器、白陶等的发现，昭示着该遗址是鲁北古济水流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一处中心都邑性聚落。长期系统的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对探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内涵、聚落结构、更大范围的区域联系以及文明化进程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3、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姬家街道杨官寨村四组东侧，地处泾、渭河交汇处西北约4公里的泾河北岸一级阶地上，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的一处中心聚落。2015～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遗址东北部开展针对性考古发掘时，发现一处大型公共墓地。经初步探明，该墓地总面积超过8.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面积约3800平方米，共发现史前墓葬343座，墓葬分布十分密集。

墓地内墓葬排列有序，无任何叠压打破关系，方向均为东西向，应经过严格的规划。墓葬形制主要有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类，其中偏洞室墓数量最多，占墓葬总数的80%以上。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人骨保存完整，有少量非正常死亡、人骨移位现象。多数墓葬不出随葬品，仅在少量墓葬中发现有尖底瓶、彩陶盆、彩陶壶、夹砂罐、陶钵、陶杯等日用陶器，还有陶环、石环、石串珠骨簪、骨环、蚌壳等装饰品。根据随葬陶器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初步判断该批墓葬的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是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墓地。这一发现填补了相关考古发现的空白，为杨官寨遗址聚落布局、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人种学、婚姻状况、人群血缘关系、社会组织状况等课题的研究积累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4、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

姚河源遗址位于宁夏彭阳县新集乡，是宁夏南部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遗址，调查勘探确认遗址面积约62万多平方米。

遗址分为晚商、西周、东周三个时期，以西周为主，遍布整个遗址;东周其次，集中在遗址东部;晚商遗存最少，仅在遗址东南部有零星发现。遗址分居址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居址区内发现有水网、路网、壕沟、墙体、灰坑等。墓葬区位于遗址东北部，面积约5万平方米，共钻探出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坑50余座。

甲字形墓葬出土青铜车器有轭、衡末饰、轴、軎、毂、伏兔、泡饰等，另有玉璧、骨梳、蚌器、甲骨文等。中型墓葬有棺椁、腰坑殉狗，出土鼎、觯、泡等青铜器，瓿、豆罐等原始瓷器，柄形器、鱼、蝉、螳螂等玉器。骨簪、骨梳、骨珠，费昂斯珠、绿松石、玛瑙珠等。小型墓仅有一棺、腰坑殉狗，随葬陶器鬲、罐等。

马坑均为竖穴土坑，埋马分两层或多层，上层马骨散乱，下层埋马完整。埋马2-16不等。

祭祀坑呈直筒井状，直径1米，深8.5米，从上到下分层埋葬有羊、牛、人三层牺牲。

另外，遗址灰坑及墓葬出土卜骨和卜甲计7块，其中有文字的2块，总计发现文字约50余字。

这些重要的遗迹、遗物发现，进一步显示了姚河塬遗址等级和地位不一般，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姚河塬遗址的发现弥补了文献的不足，证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姚河塬遗址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5、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是历史上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不仅全面揭露了春秋战国时期城门的构造、16条春秋至明清时期道路的走向，而且还印证了史书中对郑国“渠门”的记载，起到证史、校史作用。同时还发现了战国时期带有防御体系的瓮城城墙，这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科学的选址和完整的都城形制，展现了郑韩故城在中国都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郑国三号车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惊世发现。坑内残存4辆拆车葬式的木车，加之之前的发掘，郑公大墓共有葬车48辆，马124匹以上，出土的车辆和马匹之多，在我国东周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特别是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的彩席顶棚、舆长约2.2米的大型安车，为研究我国周代车马葬制、葬俗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此次郑韩故城遗址的发现，不仅为我们研究不同时期故城的结构布局、墓葬制度、防御体系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也为科学制定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与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后世复原历史场景、传承历史文明，赋予了新的职责与使命！

6、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据文献记载，栎阳城是秦献公秦孝公时期、秦楚之际塞王司马欣时期，汉初刘邦的都城所在。栎阳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为进一步确定栎阳城遗址保护范围为保护规划提供资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重启栎阳考古。在精确测量和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撑下，通过大范围勘探和小规模发掘的方法，复探了1980-1981年考古勘探出城址的南墙、西墙、局部发现北墙(编号“一号古城”)，并经勘探、发掘确定了“二号古城”、“三号古城”，在三号古城内发掘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

在三号古城试掘中出土大量筒瓦、弧形板瓦、素面、动物纹、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并出土拼对出槽型板瓦、巨型筒瓦、巨型瓦当。据文献记载及出土遗物，三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战国中期，与文献所载秦献公、孝公建都栎阳时间吻合，为战国秦都栎阳，是商鞅变法发生之地。从城址延续到西汉前期判断，其亦当为塞王司马欣之都，为汉初刘邦所都栎阳。从栎阳考古发现看，不仅三号古城发现的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等等设施，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等等遗物是迄今为止在秦考古发掘中的最早发现，且相当多的秦汉建筑制度均应始于栎阳城。

7、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

东汉王朝共有12座帝陵，其中11座帝陵均位于河南洛阳境内，分布于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结合“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对东汉帝陵及其陵园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勘探总面积256万平方米。已经对七座帝陵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并对朱仓722#、白草坡村东汉帝陵陵园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共计约14000平方米。通过十余年的考古工作，明确了东汉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东汉帝陵封土平面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陵园采用内外陵园制度。内陵园是以帝后合葬墓为中心，周边有周垣或道路环绕。外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文献中记载“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陵园诸要素与考古发现初步对应。通过以上对东汉帝陵的一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8、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大上清宫遗址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上清镇东，2014年6月该遗址被发现，随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展开了近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

目前，已揭露出大上清宫核心区域上清宫中轴线以东的范围5000平方米，建筑基址有龙虎门、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明清碑亭、东厢房等，周边环绕砖砌院墙。通过与文献记载的相互考证，推断主体殿宇基址的建筑年代为明代。在上清宫院墙东侧又揭露出两处清代基址——崇元院、提点司以及其他遗存——排水沟、取水槽等，并发现宋、元时期遗迹包括砖砌地面、灰坑等。

大上清宫遗址出土大量宋至清的瓦当、滴水、脊兽、石栏杆等建筑材料和货币、陶瓷器等生活用具，为探究大上清宫的历史沿革、建造艺术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道教发展史和道教考古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9、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宝马城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以往学术界认为该遗址始建于渤海，辽金沿用。为把握宝马城遗址的年代、性质、建筑形制与布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2014-2017年连续对其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基本掌握了宝马城建筑组群的布局、主要单体建筑的形制与功能，对城内外排水系统的走向也有了初步了解，共出土各类遗物逾五千件，其中2016年出土的“癸丑”(1193)纪年玉册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神庙故址。

史载金世宗于大定十二年(1172)册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并在山北建庙奉安，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又册封其为“开天宏圣帝”。遗址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建筑组群的布局及规制与以中岳庙、西岳庙等为代表的宋金时期皇家山岳祠庙非常相似，地望与规模也与文献记载相合。

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辽金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与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为研究宋金时期物质文化与金代官式建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以外首次发现的国家山祭遗存，对了解宋金时期岳镇海渎祠庙的格局，以及探索金代礼仪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研究金王朝的边疆经略、探索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充实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亦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0、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南距成都约60公里，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2017年1-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共出水各类文物三万余件，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取得重大突破。

本次发掘出水文物包括属于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金封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等。此外还有属于明代藩王府的金银封册、金银印章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和铁箭镞等兵器。从时代上看，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从地域上看，这些文物的来源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涵盖了明代的大半个中国。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及出水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考古发掘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发掘过程中创新工作理念，运用了大量的新方法和新技术。针对遗址处于岷江河道内的实际情况，通过围堰解决发掘平台，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经验借鉴。此外，本次工作中面向全国公开招募志愿者，并且全程参与考古发掘，在公众与考古之间搭建了桥梁，让公众真正了解考古、走进考古，享受考古成果。